然而，这种至治之世自伏羲、黄帝时即有变化的征兆了，逮及三代，境状愈下。庄子说： “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，尧舜于是乎股无肱，胫无毛，以养天下之形，恶其五藏以为仁义，矜其血气以规法度。然犹有不胜也，尧于是放灌兜于崇山，投三苗 于三峗，流共工于幽都，此不胜天下也。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骇矣。下有桀跖，上有曾史，而儒墨毕起。于是乎喜怒相疑，愚知相欺，善否相非，诞信相讥，而天下 衰矣。大德不同，而性命烂漫矣。天下好知，而百姓求竭矣。于是乎斤锯制焉，绳墨杀焉，椎凿决焉。天下脊脊大乱，罪在撄人之心。”
那么，如何拯救这淆乱的天下，使人重新回到源始的自然状态中去呢？庄子首先明确提出他的论纲：“无以人灭天，无以故灭命，无以得殉名。谨守而勿失，是谓反 其真。” 如此，天人不相分，认识论与存在的真理完全一而二，二而一。这样，那被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所掩埋着的天人合一的存在论才能发生出来（Ereignis），重 见光明，认识论与存在论各得其所，天下大治。“有机械者必有机事，有机事者必有机心”，去其机心，堕其聪明，才能去蔽（entbergen），才能发生 “更始源的真理（die ursprünglichere Wahrheit）”。因为真理的本质即在于自由（Freiheit），自由即是“让存在（Sein-lassen）”，让自然存在。所谓“存在”，实际 上即是那先于一切知识、先于主体与客体之分化的最原始的状态。如此，才有可能泰然任之，敞开胸怀获取和接纳世界的丰富的意义，使事物和世界在场于自身性和 自立之中。
总体上来说，庄子是主张以“天和”为美，以“知止”为德，也就是以“止”德排遣干扰，虚静心境，澄彻心源，从而与道冥和，与物同体，“与物有宜而莫知其 极”。庄子说：“绝圣弃知，大盗乃止；摘玉毁珠，小盗不起，焚符破玺，而民朴鄙；掊斗折衡，而民不争；殚残天下之圣法，而民始可与论议；擢乱六律，铄绝竽 瑟，塞瞽旷之耳，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；灭文章，散五采，胶离朱之目，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；毁绝钩绳而弃规矩，攦工倕之指，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。”
虽貌似激进的提议，却自有其内在合理性。因为所有这些都是有违于天然的自然，“常然者，曲者不以钩，直者不以绳，圆者不以规，方者不以矩，附离不以胶漆，约束不以纆索。故天下诱然皆生，而不知其所以生；同焉皆得，而不知其所以得。”
从正面庄子也提出了其立论的根据，“吾所谓臧者，非仁义之谓也，臧于其德而已矣，吾所谓臧者，非所谓仁义之谓也，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；吾所谓聪者，非谓其 闻彼也，自闻而已矣；吾所谓明者，非谓其见彼也，自见而已矣。”如此，天下将安其性命之情，自适其适，自得其得，自忘其忘。存在获得其本源性的天然权利， 重获澄明、明了。天下始得大治。
然而，尽管人们努力去思那最初之事，本己地体验技术的展现，但能否摄入那具有解放力量的要求之中，却是未知之数。人们无法预知转折是否会到来，无法预知是 否需要人的经验。有限性本就是人的生存的基本特征。不能知，也不必知。人的使命、人的本质就在于等待那天命本质的临现。因为“有天道，有人道。无为而尊者 天道也，有为而累者人道也。天道与人道相去远矣”，而当今之世，“世丧道矣，道丧世矣，世与道交相丧也。道之人何由兴乎世，世亦何由兴乎道哉！” 庄子执着于他的形上本体思索，提出“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气之辩，以游无穷”的理想人生，然而，矛盾不可解，故不得不退而求其次，与世同波。“天下有道，则 与物皆昌；天下无道，则修德就闲。体性抱神，以游世俗之间。”“行不知所之，居不知所为，与物委蛇，而同其波。”此即“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”。《天 地》中也有言：“三人行而一惑，所适者犹可致也，惑者少也。二人惑则劳而不至，惑者胜也。而今也以天下惑，予虽有祈问，不可得也。知其不可得也而强之，又 一惑也，故莫若释之而不推。不推，谁其比忧。”庄子在此自喻为“厉之人”，感慨之沉痛深切，可想而知。其技术之忧思，得到的是一个无结果的结果。然思本身 即是行动，为天命流行悉心准备。
